太湖人张某系经营轮胎的个体工商户，王某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，为此多次向张某购买轮胎，双方因此发生经济往来。 2013年5月18日及6月20日，王某两次到张某处赊购轮胎，并在欠款凭证上签字确认。双方约定轮胎欠款合计5万余元，于2013年12月5日前还清，若超出上述还款期限，张某将按欠款额每日收取1‰的违约金。

但期限届满后，王某并未还款，张某多次找王某催要欠款未果后，来到王某家，向王某的父亲王大某陈述欠款之事，并出示相关欠款凭证，见状，王大某向张某出具一份保证书，承诺通过打工还清张某的欠款。

拿到了王大某的保证书后，张某在2015年至2017年间，又多次向王某和王大某两人索要货款，但一直没有下落，无奈之下，将王某和王大某两人告上法庭，要求两人按约支付货款及违约金。

法院受理后，王某经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，王大某经传票传唤，无正当理由也未到庭参加诉讼。

法院依法缺席审理。庭审中，合议庭对法院能否依职权主动调整双方当事人已约定的违约金数额，产生了不同看法。一种观点认为，虽然当事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较高，但《合同法》规定仅当事人可申请对违约金进行调整，现两名被告均未到庭申请，应视为放弃自身诉讼权利，按合同约定计算违约金；另一种意见认为，当违约金明显高于实际损失时，根据公平原则，即使当事人未到庭提出申请，法院也应依职权主动进行适当调整。

经缺席审理，法院依职权调低了违约金数额，依法判决王某支付张某货款50971元；违约金以50971元为基数，年利率24%，从2013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；王大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。宣判后，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，判决书已生效。

·雷克勤 李智·

法官说法：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，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“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”。依法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或过低时，当事人均可申请法院调低或调高。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两被告均未到庭的情况下，法院是否可依职权主动调整违约金数额。

违约金是一种带有惩罚性质的赔偿条款，其主要作用是督促合同双方按约履行自身义务，但违约金也是一把双刃剑。从审判实践上看，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而又不允许减少，那么一方可获得的期待性利益有可能甚至超过正常经济往来，就有违公平原则，不符合违约金的立法宗旨。同时如果任由双方当事人随意约定数额过高的违约金条款，还有可能促使一方为取得高额违约金而故意引诱对方违约，或者为一些违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，成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，从而违反民事活动公平、诚实信用原则。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出庭并知晓违约金过高或过低时，不提出调整请求的，人民法院依照意思自治原则可不予调整。但本案中在被告均未到庭缺席审理的情况下，不调整明显过高的违约金，将会违反公平原则并导致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。故本案中法院依职权主动将过高的违约金调低， 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。